杨广时“方希净戒，故妙愿唯诺，一一允诺”。并在开皇十一年（59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江都城内总管府金城殿设千僧会，隆重迎谒了智觊。会上智觊为杨广授菩萨戒，杨广自称“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迎，每虑缘差。值诸留难，亦即圣上心路豁然，乃披云雾，即销烦恼”，十分恭敬地拜智觊为师。戒毕智觊为杨广取法名曰“总持菩萨”，意为“功德圆满”的菩萨，杨广则奉智觊为“智者大师”，且“奉送供给隆重转倍于前”。这年杨广23岁，智觊已54岁，师徒关系就此确立。

然而，除主持“受律仪法”外，智觊在江都并不参与其它佛事活动，事毕后他当即请求重返“故林”。杨广一直坚持请他留下，智觊竟“佛衣而起”，称“先有明约，事无两违”。杨广“不敢重邀，合掌寻送”，当夜，智觊即“出居城外禅众寺”，杨广无奈，竟致“礼望目极衔泣而返”。智觊急欲西返，表明他不愿接受杨广政治上的控制，也表现出他孤傲倔强的个性和令人惊叹的胆量。杨广又让柳顾言“致书请留，待来年二月，约至栖霞送别”，智觊于是在城外住了几个月。

除了结交大师级别的佛教人物，杨广在江都新建立了四道场弘扬佛教。所谓道场，即佛教寺庙。江都四道场则除佛教的慧日、法云二道场外，还包括道教的玉清、金洞二玄坛，均设在江都城内总管府新官邸附近。《续高僧传》卷一五《义解篇?论曰》：“自爰初晋邸即位，道场慧日、法云广陈释侣；玉清、金洞备引李宗”。四道场广泛收纳名僧高道，“追征四远，有名释李，率来府供”。仅慧日道场招致的名僧就有智脱、洪哲、法澄、道庄、法轮、智矩、吉藏、慧觉、慧越、慧乘、法安、立身、法称等人。杨广称说过于城内建慧日道场，延屈龙象，意在“大弘佛事，盛转法轮”。

玉清、金洞二玄坛招致的江南道士也不在少数，史载杨广初镇扬州时，即“遣王子相、柳顾言迎道士王远知至扬州相见”。王远知出于南朝第一高门琅琊王氏，是梁朝着名道士陶弘景的高门弟子，南方道教的正统传人。《太平广记》卷二三引《谈宾录》曰：“及隋炀帝为晋王镇扬州，起玉清玄坛，邀远知主之。”请王远知来江都四道场主持玉清玄坛，对江南道教界显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表明杨广对道教也同样重视。在杨广大力扶持下，王远知遂成为隋及唐初道教界的翘楚。杨广还手书召隐道士徐则到扬州授道法，徐则未达而去世，为此杨广深表遗憾，赐给徐则家“物千段”，又“遣画工图其貌，令柳作赞”，置于玉清玄观。

四道场内除高僧道士外，杨广又“盛搜异艺，海岳搜扬”，收罗了不少艺僧。道教玉清玄坛有徐则画像，佛教慧日寺亦有“张善果画壁”。教界凡“一艺有称”者，即“三征别馆”。如会稽永欣寺僧智果，工书法，风格瘦劲，造次难类。杨广闻其名，召入四道场，并评论他和智永的书法说：智永“得王右军肉，智果得骨”。僧法论诗文才高，杨广“召论入道场，晨夕赏对，王有新文颂集，皆共询谋”。杨广还在江都组织僧人整理佛经，在慧日道场内立“宝台经藏”，将收集到的经卷命慧觉等高僧整理，“五时妙典，大备于斯”，共得四藏，“将十万轴”。杨广甚至亲自撰《宝台经藏愿文》。唐僧法琳记云：“平陈之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全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杨广的这些作为，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使得当时南陈旧地的佛教势力融入大隋，使得南北佛教信仰成为一体，这对于隔阂已久大南北来说意义重大。

晋王杨广在江都大弘佛道，与灭陈之时杨坚对江南教界的严厉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时杨坚以江南佛教“十滥六群，滋章江表”，而“别降纶言，既屏僧司，宪章律符”。父子二人虽手法不一，但是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对于宗教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是要将江南教界的活动归于王朝的严密控制之下。《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二记曰：礼以家僧，不属州县，迄于终历，征访莫穷。</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