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思明可能是安禄山手下最能干的一个将领。但在叛乱开始的时候，安禄山并不太重用史思明，史思明也根本算不上什么二号人物。事实上，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关系不太好。有一次，安禄山和契丹人打仗的时候遭到败绩，他想找个替罪羊，就相中了史思明。史思明非常狡猾，躲在山里头不出来，等事情已经平息下来才出来见安禄山。这时安禄山不再需要替罪羊了，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还活着，我还担心什么？”安禄山起兵的时候，并没有带史思明南下；他留在北方的几个看家人，里头也没有史思明。他安排给史思明的工作是在河北进行扫荡工作。一开始，这个岗位并不太重要。谁知朔方军李光弼带着军队杀了进来，河北战区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史思明地位日益上升。当然，他经常被李光弼打败，但是其他将领也被李光弼打败啊，谁能打得过李光弼？相比之下，史思明还算表现不错的呢。史思明正是在这个时期获得了独立成长的空间。相反，叛乱初期几个比较显眼的大将，比如崔乾佑、孙孝哲，反而因为身处前线，跟一把手捆绑得过于紧密，未能成长得起来。安禄山后来犹犹豫豫地封史思明做名义上的范阳留后，但没有让他回范阳，还是让他留下来跟李光弼继续打仗。

安庆绪让史思明返回范阳看家，这给了他一个最好的机会。叛军集团有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的战线过于漫长，很容易分成两个轴心，一个是范阳轴心，一个是洛阳－长安的前线轴心。史思明北返后，这两个轴心的分裂开始表面化。叛军从来没有将河南、关中当成自己的土地，在那里他们一直保持过客的心态，能抢便抢，能杀便杀，显得极其残暴。当地居民对叛军非常仇视，这样的占领区很难为叛军提供强大的支持。叛军抢来的财宝统统往范阳运，结果范阳囤积了大量物资，而那里兵源补充也更为方便，同时又远离主战场，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范阳集团的力量慢慢占了上风。

安庆绪前有劲敌，后无强援，说是大燕国的皇帝，其实处境极其尴尬。公元758年，唐朝集结起力量来，对安庆绪集团发起进攻，把它彻底打残。安庆绪逃到邺城，被团团包围。史思明起兵救援，结果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相州战役。安庆绪得救后，史思明应该和他保持一个什么关系呢？史思明很简单地把他弄过来杀了，顺手把安禄山的其他四个儿子一块宰了，自己做了大燕皇帝。从这个事就能看出叛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集团。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史思明该把安庆绪供起来当个傀儡，哪怕你以“弑父”罪把他杀了，也该拥立一个安禄山的儿子当傀儡皇帝，然后慢慢地篡位。至少也要走个流程嘛，哪能这么说杀就杀？完全不讲什么政治合法性，就是赤裸裸的丛林规则。这要是搁在对面的唐朝，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说明叛军始终没有多少政治色彩，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不加掩饰的军事暴力集团。这样一个完全惟利是视的团体，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分裂。从政治角度看，叛军始终要比唐朝政府脆弱得多。

但是在军事上看，史思明还是很强大的。他不但击溃了唐军，还兼并了安庆绪军队的残余。范阳集团和前线集团获得了统一。史思明带着这支部队一路西进，在邙山击败了李光弼，一直打到陕州城下。《剑桥隋唐史》说“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 年春通过与人合谋将他杀害，他很可能推翻唐朝”。这个说法可能高估了史思明的能力，但是这确实是除了灵宝之战后的那段巅峰期外，叛军最接近胜利的一次。

结果又出事了。还是老问题，父子关系。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并不凶险狡诈。按照史书记载，他是一个谦虚宽厚的人，对手下人很好，在军队里颇受欢迎。但也许正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可能反而引起父亲的猜忌。史思明非常残暴，动不动就屠城，对手下人也是说杀就杀。这样的一个人，看到儿子受军队爱戴，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他们的父子关系并不是一直就剑拔弩张。《安禄山事迹》记载过一个故事，史思明本来不怎么识字，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阵忽然喜欢上作诗了。史朝义当时被封为怀王，正和大将周贽在前线作战，史思明想要慰问一下，就送给他们俩一筐樱桃，看着樱桃还吟了一首诗：“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一个手下插嘴说：“不如改成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这样押韵。”诗人史思明不高兴了：“我不知道韵是何物！怎么能让我儿在周贽下头！”但到了后来，两人关系越来越坏，史思明跟当年的安禄山一样，觉得儿子没本事，动了换接班人的念头。史思明是想把接班人换成小儿子史朝清。这段日子里，史朝清则一直在后方，史朝义则在前方带兵苦战，按理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其实不然。人类心理往往就是这么奇怪，干多错多，史朝义越是打仗，父亲越是觉得他打得不好；史朝清越是在后方，父亲越觉得他一旦施展出来肯定不错。史思明不断挑儿子毛病，有次还恶狠狠地说：“俟克陕州，终斩此贼！”史朝义害怕了，在别人的怂恿下抢先下手。史思明被缢死前说：“你们杀我太早了！为什么不等我攻克长安？现在大事不成了！”

大事果然不成了。这几乎是4年前安庆绪弑父的翻版。它产生了同样的后果，新的范阳－华北集团和新的前线集团开始分裂。叛军集团勉强接受了他当新的大燕皇帝，但是河北的几位将领开始各自为政，不服号令。此时叛军实力其实超过了唐军，却失去了进攻能力。在前面的文章里，唐朝皇帝给人的印象好像相当讨人厌，整天玩弄政治权术，拖前线的后腿。但是看看叛军集团，我们就会知道：一个拥有政治合法性、拥有号召力的皇帝，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

《兵车行》，徐燕孙作于1956年，现藏中国美术馆。描绘玄宗时连年征战，士兵出征时与家人惜别的情景

两京易取，河北难收

昭觉寺之战后，史朝义一路逃窜，仆固怀恩穷追不舍。史朝义连战连败，越来越像一条落水狗。唐朝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究”，就盯准了史朝义一个人穷追猛打。所以河北诸将们大多袖手旁观，看着这条落水狗在水里挣扎。史朝义终于奔回范阳老巢时，这个老巢已经容不下他。这个被众人抛弃的大燕皇帝只好自缢身亡。

唐朝和河北叛军达成了和解。他们向唐政府宣誓效忠，同时保留自己在河朔的地盘，不受中央政府控制。战争双方其实都没有赢，也都没有输。唐朝坐稳了江山，叛军则得到了一大块土地。打了8年仗，最后弄到这么窝窝囊囊的结局，难怪很多史学家感叹唐政府的短视，导致后患无穷。是啊，为什么不再加把劲儿呢？为什么不再趁着大好形势再剿一把呢？有人说这都怪仆固怀恩，他明明已经能打下河北了，却要养寇自重，所以才弄出这么个和解方案来。

这种想法其实高估了唐军的实力。说到这里，首先牵涉到一个问题：安史之乱为什么打了8年？在安禄山刚起兵的时候，这场战争确实不需要打8年。当时唐朝力量占据优势。河西、陇右军团能和安禄山的主力抗衡，河朔军还能出兵河北，如果应对得当的话，唐军确有可能在一两年内结束叛乱。但是灵宝战后，问题就不是几年能结束叛乱了，而是能不能结束叛乱。

河西、陇右军团被歼灭，这个损失一直到最后也没能被弥补。唐政府方面占地虽广，但整个江淮以南都没有被真正军事化，只能提供财政支持，在军事方面则自保有余，却无力对叛军发起进攻。唐军主要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朔方军主力，朔方军的一个支系河东军，再加上从敌人那里逃过来的一支平卢军，这支力量并不太强。在八年战争中，双方实力虽有所消长，但是总体来说，只要叛军联合起来，唐军就打不赢。史思明把叛军两个集团整合起来，就能横扫唐军直逼关中。只要叛军分裂为河北集团和前线集团，唐军只盯着前线集团打，就能打赢。也就是说，灵宝战后唐军始终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叛军则始终被分裂的问题所困扰。昭觉寺战役后，叛军的前线集团损失极大，接近消亡，敌军只剩下了一个集团，这时唐军又恢复了优势。但即便如此，河北集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苟延残喘的强弩之末。它的实力依旧和唐军比较接近。

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是个非常特殊的地区。陈寅恪先生对它做过专门的研究，指出这里有强烈的“胡化”倾向，和唐朝内地截然不同。这里种族混杂，民风剽悍，妇女儿童都能弯弓射箭，可以说是唐帝国内最具军事潜力的一个地区。如果看后来的唐代史，更会对河朔地区的战斗力有深刻印象。这里的士兵往往能以几州之地，和整个唐朝政府对抗。而以后来的契丹帝国之强，一个幽州藩镇就能独自把它阻挡于边境之外。而且这个地区对叛军是相当支持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叛军倒行逆施，哪里会有人民的支持？叛军在占领区确实极其残暴，形同野兽，比政府军要恶劣得多，当地居民肯定痛恨叛军。但是在安史集团的老巢，人们对安禄山等人往往相当推崇，甚至接近于宗教式的膜拜。直到叛乱结束很久以后，河北民间还有很多人称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安史旧将、首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了讨好军情民意，甚至把安庆绪和史朝义也加进去，弄了个“四圣”。河朔地区对中央政府的敌对情绪，由此也可见一斑。

正如黄永年先生在《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说的：“两京易取，河北难收”。这样的一个地区，哪里是容易平定的？何况唐军的实力还远谈不上雄厚呢。昭觉寺之战已是险胜，要一鼓作气扫清河朔，谈何容易？当时仅范阳的李怀仙就握有5万军队，加上其他军阀，可以凑出十多万大军。仆固怀恩攻进河北时手中军队不过一两万，哪有力量真去剿清叛军？即便唐军主力挥师北上，恐怕也非一两年可以成功。仆固怀恩确实太想立功，唐政府也确实妥协得太痛快，但是这个结局并非是某个人的蠢笨或者阴险所致，它主要还是实力对比的结果。叛军祭出了首领的头颅，唐朝牺牲了河朔的土地，双方这样勉勉强强地共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