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驻地附近有一片胡杨林，我妈说她小的时候夜里经常能听到那里传来狼嗥，虽然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现狼的踪迹了，她依然严正警告我很多次不许去那一带玩。很明显姜荷没有收到过类似警告，于是她经常心安理得地拉着我去那，即便上了小学后依然如此。那里成了我们俩的秘密基地。

姜荷比我小一个多月，我们出生在同一所医院，从小就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她各方面都显得比我老练，人也漂亮，我没理由不听她的话，于是我爸经常说我是窝囊废，整天就知道跟在姜荷屁股后面晃悠。

我们的父亲是战友，她爸爸比我爸大两三岁，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兄弟相称。我叫姜荷的父母姜爸爸姜mama，姜荷叫我父母楼爸爸楼mama。

儿时的记忆大多像蒙了一层白雾，模模糊糊，但我很清楚地记得，二年级开学不久后的那个秋天，胡杨叶都黄了，我和姜荷在林子里玩过护士打针的游戏。这种本该早两三年玩的幼儿游戏，我们才开始懂，就像很多其他方面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大漠深处的小城，发育和发展一样迟缓。

她坚持先给我打针，都没允许我犹豫太久，就用胡杨枝给我打了一针。轮到我给她打针时她却开始耍赖，哈哈笑着到处跑，于是我很执着地在后面追。

从那以后我特别渴望去胡杨林，期望着给她来一针，可她再也不提这事，明明是她欠我一针，我却也不好意思主动提起。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被人rou体上占了便宜，也是最深刻的一次。以至于很多年我都在后悔，为什么我就不能先给她打针呢？真是个窝囊废！

三年级的那个秋天，我在胡杨林满地的黄叶上发疯似的打滚，这是我的一个嗜好，只有在姜荷面前或者完全无人的状况下才会暴露出来。我曾经在家里一个人裹着被子从床上滚到床下，头碰在地上磕晕过去一次。姜荷挑拣带有红斑的叶子，不知道走哪去了。然后就听到了她的尖叫声。

我循声奔了过去，边跑边喊，想起了母亲提到过的狼，跑得腿都软了。没多远就看到惊慌失措的姜荷，身前对峙着两头硕大的公羊。

羊似乎没有发起攻击的意思，却也不肯退去，我搂着姜荷慢慢地后退，两只羊呆呆地目送我们，灰绿的眼睛若有所思，看上去既邪恶又忧伤。

姜荷锐气尽失，好一会才推开我，反手就给了我一巴掌，大眼睛定定看着我吼：“以后你不准离开我太远！”

那年学校开始没收弹弓，我将一把弹弓和足够再做两把弹弓的原材料用一个铁盒装着埋在胡杨林的泥土里，以图来日东山再起。

四年级时秋天某个午后，我偷听到父母的窃窃低语，大概意思是姜爸爸要转业了。部队开始摸底调查准备上报今年转业人员计划，但是好像是没有征询姜爸爸意见，就直接通知他今年上计划，似乎是他工作中犯了什么错误。

通常转业计划都是保密的，要等到年底才会通知本人，非本人自愿就提前通知都是带有处罚性质的。

那之后姜荷上学也开始断断续续，他们准备要走了，回去他们的老家浙江。姜爸爸说他们在等最后的通知，来年一月之前必须离开部队。我记得有一天姜爸爸对我声色俱厉地呵斥：“你小子要敢忘了我们，我饶不了你！”末了还给了我一个爆栗，打得我天晕地转，姜荷当时就和她爸翻脸了。

那一记暴击很管用，以后只要和疼痛有关的所有事物，都会让我想起一脸坏笑的姜爸爸和发狂小鸟般的姜荷。

我们那年去了两次胡杨林，我只记得特别冷，姜荷被风吹得缩成一团。我们认真地商量如何保持联络。

虽然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年，手机和互联网在外面的世界里慢慢普及，大家在犹豫买诺基亚还是摩托罗拉，或者要不要一个月花几百元开通GPRS上网功能，以便于以每秒几K的速度浏览移动公司做的新闻网页。但这一切和我们毫无关系。部队禁止使用手机和外部互联网，附近没有无线基站也没有互联网服务。我到那时还没摸过手机，互联网更是毫无概念，可能连我父母都没正经上过网。虽然过年回老家探亲时看到过这些，但对几岁的孩子来说，它们的吸引力远不如手持式游戏机。

我们能想到的只有写信。姜荷说他们会去杭州定居，到了那里就写信告诉我回信地址，于是我们觉得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对离别同样非常无知。

我们最后一次去胡杨林是他们离开的前三天，那天是元旦。刚下过雪，树上地上都覆着一层白。临别时，她突然抓起我的手放在她胸前，然后抱着我的胳膊说：“你一定要经常给我写信，一定要来找我！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我用力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