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圣僧”在校检了中书省过去经手的钱粮之后，结果被他查出在帐目上“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

所谓的“昏钞”，就是我们后世所讲的残损纸币。按朝廷的惯例，一旦发现，它要在官员的监督之下，予以销毁，然后以新代旧。元代为这个“昏钞”曾定有二十五种样式。

桑哥发现的问题、以及所涉及的数额，其实在朝廷的钱粮往来中，只能称之为微不足道。但能从中书省所经手的繁杂项目中找出来，这足已证明了他的认真。

中书省的官员、同样为平章政事的麦术丁，震惊于桑哥的细致，立刻就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但另一位参政杨居宽则辩称：他负责的是官员选拔，钱粮之事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这就捅了马蜂窝。

以桑哥之横，当年朝廷的重臣、西域之人和礼霍孙他都敢拉过来殴打，你一个汉人他又岂会客气？再加上手中又握有忽必烈授予的大权，他当场“令左右拳其面，因问曰：‘既典选事，果无黜陟失当者乎？’”

桑哥不仅直接让手下练了拳击，而且就像他以前做事的路子，边“拳击”还边教训杨居宽：“既然你管的是选官，难道就没有官员选拔不当的过失吗？”

打人之后，这不算完，他又直接派人将此事的前前后后全报给了这时候仍在在前方的大汗。而忽必烈给他的回复则是：“彻查。”

老忽自卢世荣的事情后，其实早就对中书省的官员不满，现在有了这个由头，他一回到大都，立刻就召来了安童和桑哥。

他的眼中露出了寒意：“既然中书之人敢于欺朕在前，朕就不能不严惩。但朕命你们一起去再度审讯，务必给朕查实，莫让此等狡诈之徒，以后再以受胁被诬为辞。”

桑哥心中暗喜，他立刻回道：“臣遵旨。”

安童则内心里剧震，他明白，朝廷中又将有一场风暴了。

“臣身为丞相，中书之事，罪责不免，请大汗予以责罚。”

忽必烈却冷冷地说道：“丞相前段时间在闭门思过，怕是也没必要事事均往自己身上揽吧？”

安童身子一颤，他知道他的大汗仍然记着“往事”。

他的身子深深地躬了下去：“臣实有过，内心难以自安。”

帝国大汗的声音愈加森冷：“丞相莫非想要朕改旨？”

安童拜倒：“臣不敢。”

当桑哥离开皇宫之时，他的内心颇有点失望，因为中书省出了事，身为丞相的安童在事实上是脱不了干系的。在他看来，这也许是打击这个自己非常忌惮之人的最好时机。他首先从中书下手，立威是其一，但看看能不能再度找到安童的过失，以求最终搬掉这个自己最大的威胁，也是其目的。

但忽必烈是不会如他所想的，因为此时的他不仅要考虑到朝廷架构大致的稳定，同时在平定乃颜的叛乱后，还需要有人出面代表朝廷来安抚辽东等地的诸王。而放眼朝廷，此时最适合担当此任的，只有安童，这就是他把闭门思过的安童再度召出的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说，平叛之后的草原诸部落均有些不安，如果他此刻又将蒙古重臣安童也处置，这必将加剧草原上人心的动荡。所以老忽根本就没考虑过处理安童，相反，他还要对他委以一些安抚的重任。

但安童并不能理解帝国大汗的用意，因为忽必烈在朝廷实施的举措，也不能不让他有想法。

在元朝的体制中，名义上朝廷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但能担任的人极少，依《元史》所载，从忽必烈开始，只曾有三位皇子任过该职，真金就是其中之一。故此，朝廷真正的行政长官是左、右丞相。而蒙古的习俗崇右，右丞相地位实际在左丞相之上。丞相之下是平章政事，它也算是丞相的副手，再下面，就是左、右丞。

当年安童就被忽必烈任命为右丞相，卢世荣为右丞。

现在，桑哥直接就被大汗任命为平章政事，这实际上已经反映了他对桑哥的重视。

在安童看来，桑哥的任命、尚书省的恢复，以及它的权力强化，显然都是为了架空自己，那么，自己还不如主动让位，更何况自己与大汗已经有了隔阂。所以在桑哥走后，他再度提出了辞去相位的请求。

“臣尸位素餐，实无德无才居此相位，恳请大汗许臣让贤。”

也只有在仅为他们两人的情况下，老忽无论是语调、还是脸色，才变得有些柔和。他听了安童的请求后，淡淡地说道：“安童，朕既没准备拿掉你的丞相，也不会做此打算，此事休要再提。”

忽必烈是从整个朝廷的角度来考虑事情的，但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却也是对安童的一种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