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杨广曾经问过自己身边的大臣这样一个问题“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他得到的回答是：“此其所以不能长世”。从这里可以看出杨广无法理解像南陈后主一样成年累月泡在**女人堆里的的皇帝，他认为皇帝就应该在自己的江山里去走一走、看一看才能知道自己的江山是什么样的，才能更好的治理好自己的江山。

这不管是不是真的，反正杨广在自己登基没几天就离开了京城长安，据记载杨广在仁寿四年（604）的十一月驾临东都洛阳。在洛阳，杨广亲率朝臣登上邙山，行至北邙山最高峰处，南望伊阙，目之所及，南北开阔，东西平坦，四周群山环抱构成天然屏障，伊洛瀍涧四水纵横，其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兼具漕运之便。亲自考察了洛阳的地理环境过后，于是下诏构建保卫洛阳的防线。“丙申，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此项规模宏大的数百公里挖沟工程构筑了一条大包围圈似的防线，对于拱卫洛阳城非常重要。西面北面的防线用来对付突厥人，在东面的开封襄城一线，则防卫长期以来与大隋为敌的山东叛乱分子。

杨广为洛阳的安全作出新的规划是有下文的，随后杨广便下诏公布在汉魏故城以西18里的地方营建新东都洛阳城以作首都的计划，同时命令大臣们勘测土地，调集物资，开始筹备。诏曰：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欤！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

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墟黾梗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共，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

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杨广的这个诏令，说明他即位之初之所以决定迁都洛阳，是出于对洛阳在当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决不是出于荒淫逸乐，更不是什么迷信谶纬。可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杨广迁都洛阳的原因时，只字不提上述理由，也不提杨广这个讲明了迁都原因的诏书，却只说：“章仇太翼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显然把杨广的迷信谶之说作为其迁都洛阳的主要动因，从而贬低了杨广的政治眼光与才能。这也说明司马光是不赞成杨广在诏书上说迁都洛阳的原因，他更相信这是杨广私心作祟而做出的荒唐之举。然而司马光的前人唐朝李吉甫却承认杨广迁都洛阳的原因，是基于洛阳有地理形势上的优越性，并非迷信之故。在他的《元和郡县志》记载“初，炀帝常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

其实杨广迁都洛阳，在他的诏书中把重要原因都简单的讲了一下，所以结合历史的实际来分析一下杨广迁都洛阳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会发现杨广是有着开阔的政治眼光和不凡的政治想象力的。</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