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光叹了口气，“小张，别这样说话，做人还是得宽容一点。”

“走吧，我们进去接着说话。”

于是几个人又回到办公室，重新落座，云山雾罩的侃了起来。张浩和卢利是朋友，虽然不及胥云剑、梁昕几个的关系那么近，也算不错了，过年的时候聚会过一次，喝得相当嗨。“俞老师，您是不知道，卢利现在酒量可大了！这孙子在农村这几年，嘛也没学会，就是把酒量练出来了。好家伙，初七那天，我们三五个人陪他，都让他灌得溜桌了。”

杨士光呵呵轻笑，她知道这些年轻人每年初七会聚会一次，这还是从卢利他们下乡的转年春节开始的呢，已经好几次了。“在哪吃的？对了，他还好吗？”

“好。这小子现在可好家伙了，他现在是安格庄公社的支部副书记和生产队副队长，论干活那真是一把好手！”张浩说道：“76年之后，商家林和临近的一个乡合并了，现在好像算是唐山的一个郊县。具体的我也不知道，等回来你们问他吧。”

李丽是卢利多年的班主任，教育出了这样的学生，她自然是最骄傲的，“对了，不是说知青大返城吗？他有什么打算？”

“他说还是再等等。想着站好最后一班岗，等把县里的知青都送走，他再回来。要是可能的话，就彻底在唐山干下去了。”

“那他舅妈怎么办？”

“也接过去呗。”

杨士光点点头，卢利有这样的打算也未必不对，他在唐山一呆数年，他又是那种极重感情的，有一线可能，也会选择留在当地，而且从程序上来说，城市户口改农村户口是很容易的，“他的那些哥们呢？”

“您是说胥云剑他们吧？有个叫梁昕的，你们知道吗？李老师您一定知道，他姐姐就是梁薇。”

“啊，有点印象了。他们家有三个姑娘的，是不是？”

“是，就是他。梁昕和卢利在一块下乡，77年的时候考大学，没考上，78年考上了，比赵敏晚一届，现在都在北（京）大学，俩人成校友了。”

“那其他人呢？”

“胥云剑没变化，还是跟在卢利屁股后面瞎惹惹。曹迅回城了，现在顶替他妈妈，在邮电局上班，成天骑个大自行车，给人送信、送报，好像搞对象了。”

众人微笑起来，“还有别的人呢？”

“不一样，有的回来了，有的还在当地，再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

“卢利他舅妈家呢？他两个姐姐不是都下乡了吗？回来了吗？”

“他二姐回来了，顶替她爸爸，进派出所了。他大姐好像正在办，我不太清楚。”

李丽叹了口气，“真想不到，这才几年的功夫，变化就这么大了？”她说道：“不瞒你们说，我可是真有点想卢利了。每年春节回家过年，他都来学校，今年怎么没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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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返城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方面，天（津）市走到了最前面，1978年的春天，各地相继放松了知青病、困退的限制，天（津）市革委会知青办和市公安局行文有本市知青的各省、市，发出了‘病返、困退简化办理手续函’，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在函件中提出，今后天（津）市知青办理以上手续，不再需要天（津）市公安机关批准的准迁证，只需当地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这样的公函抵达各地，立刻掀起天（津）知青返城的高峰，同时引发了其他城市知青的热议和羡慕，同时心里盼望着：几时自己的城市也能做这样的好事呢？

好在时隔不久，这种病退之风便刮遍了全国。大多数知青吃了十余年的苦，真是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有了这样的途径，岂肯落在人后？于是，在1978年一年中，若是问谁最忙，答案毫无疑问，就是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医生！

为了混到一张证明自己符合病退标准的诊断书，知青们想出了各种招，有时候甚至是不择手段的：有的买病人的尿、x光底片；有的往血液样本里掺煤油；有的吞铅块；有的故意吃过敏药；有的胡乱、过量的吃药，造成高血压、心脏病和过敏症状；还有的甚至吃麻（黄）素直到吐血！

有一个知青假冒胃溃疡，拿线绑一根铅块吃下去，线头的一端缠在牙齿上，照过x光，医生吓坏了：这个人的胃已经烂掉了4/5！叫来其他的医生会诊，确实如是！这个医生悄悄地把知青叫到一边，低声问他，“你到底吃了什么？”

知青惨然一笑，拉出已经带血的铅块，医生心疼的掉了眼泪，“你知道吗？线头断了，你的小命就没了！”

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些是很可笑、很可怜的，知青乱编病情，胡说八道，有的男知青说自己得了‘宫血症（这是妇科病）’，还有的甚至自造病名，说自己得了‘风湿性肝炎’。总之一句话，知青不顾危险，甚至不惜抛下一切，只求能返回自己的家园！

上山下乡本身是一件完全不顾客观事实而推行的政策，十余年而降，诸多问题积重难返。事情的解决也绝不是走出火车站，站在自己的家乡门口就算回来了那么简单，太多太多的问题还在等着他们呢！首先是户籍、其次是住房、第三是工作，成为了新的三座大山，沉甸甸的压了下来。

户籍还比较容易解决，困难的是堂上二老都已弃世的，就有些碍手了，兄嫂不容，亲戚不顾，知青人是回来了，却上不上户口，只得到处告帮，拉关系、送人情，不在话下。但不管怎么说，大多数还是能够顺利完成的。

住房是第二项难题，有父母的找父母，没父母的投亲戚，受尽了白眼——这是可以理解的，突然来了一个人，有的甚至是带着老婆、孩子的，挤在本来就不很宽敞的家里，谁能没有怨气？而即便是投奔父母，也是一样，在当时的年代，家中孩子多，原本只是父母带着各自的子女，还可以应付，现在则是拉家带口，又要处理婆媳关系，又要搞定妯娌之间，种种难题，不一而足。

最难的却是工作，当时的中国不比三十余年后的现在，几乎提不到什么经济建设，工厂就那么多，哪里有那么多位置安排？全国超过一千万人口（等到了1980年前后，分驻在全国的知青彻底完成返城工作，这个数字上升为两千万左右）同时拥进城市，是何等庞大到令人恐惧的就业压力？！偏偏又处于意识形态决定一切的时代，没有工作，成为社会待业青年，受尽了周围人的冷眼，其中一部分自暴自弃，甚至开始为非作歹，使社会治安一塌糊涂，为日后展开的‘严打’造成了事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