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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结】辽太宗引进白衣观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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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以释废,金因儒亡。元人的总结虽然偏颇,但也的确不无道理。关于佛教在辽代的发展,耶律德光的作用早已引起学者的注意。

一、辽太宗引进佛教白衣观音像的历史背景

首先,契丹民众广泛信仰多神共存的萨满教是白衣观音得以引进的深远的宗教背景。

辽建国以前直至建国初期,契丹民众广泛信仰的宗教是萨满教。这在史学界已有定论。它是一种以氏族为本位的自然宗教,发轫并繁荣于母系氏族社会,至原始社会后期,观念日趋成熟,仪式日臻完备。进入阶级社会后,其形态也发生了某些变异,但其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核却大多被保持着,其遗迹至今犹存,其影响至今犹在。萨满教信仰多神,是基于万物有灵论基础上的一种自然宗教形态,在所有的宗教中萨满教是神灵最多,而且是神的分工最细的宗教,堪称万神殿。萨满教信仰的神有几十种,包括自然物象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等等,而且诸神之间是互不依存,各有分工,彼此平等的。正是因为萨满教属于自然宗教并存在以上特点,使得人为宗教——佛教在契丹社会的传播存在着相对广阔的空间,其传播的阻力因而相对较小。

其次,佛教在契丹社会已经流传是佛教观音像得以引进的直接的宗教前提。

一般认为,辽代佛教的流传是契丹建国以后的事。实际上,契丹民族受回鹘和唐朝影响较深,在辽建国前佛教就已经开始传播。尤其是辽承唐制,是大家熟悉的历史现象。在继承了唐朝诸多文化措施的同时,契丹族不可能对唐朝的宗教熟视无睹。不论从什么渠道,早在耶律阿保机即皇帝位之前,他就与佛教有过接触,并在了解的基础上身体力行的推广于契丹社会。902年,他尚在大迭烈府夷离堇任时,在伐河东代北、获生口九万五千之后,创建开教寺。这是见于记载的契丹活动区域内首座佛教寺庙。开教寺建立之后,阿保机在龙化州又建立了大广寺、上京西楼建天雄寺。909年攻袭刘守光之后,在龙化州大广寺建碑纪功德。913年“以兵讨两冶,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这些寺院的建立说明了建国前佛教在契丹本土的流布、传播情况。而且,几年之中佛寺的发展速度也是辽忲祖此前对佛教已有相当了解的证明。

建国后,佛教在忕祖三教论衡政策指导下发展更为迅速。神册初,“忲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重点符号为笔者所加,证明佛教的流传情况)。忲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忲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忲祖对宗教进行取舍所根据的原则是哪一种宗教更有利于他的统治。取舍的前提是对这些宗教有相当的了解。尽管忲祖偏重于儒教,但佛教、道教也在同步发展着。神册三年(918)五月平定第三次诸弟之乱后,“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次年八月,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上行必然下效。辽朝初年,在统治者不遗余力的提倡下,佛教在社会上得到了迅速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观音像亦在契丹本土流传。天显十年(935),太宗“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

最后,在忲祖崇奉的诸神范围之外另立一神是太宗引进佛教观音像在宗教现实上的需要。

太宗即位后,在述律后的倾心辅佐下,太宗广泛利用了忲祖在位时建立起来的威信,消除异己,稳定统治。

其一,为忲祖上尊号,隆重治陵寝和殿堂,以示尊崇。天显元年(926)七月,忲祖崩,九月上尊号曰“升天皇帝”,次年秋,祖州陵寝和殿堂营建完毕。祖州城内有殿,“殿曰两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仪,以白金铸忲祖像;曰黑龙,曰清秘,各有忲祖微时兵仗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存之以示后嗣,使勿忘本。”忲祖陵寝“凿山为殿,曰明殿。殿南岭有膳堂,以备时祭。门曰黑龙。东偏有圣迹殿,立碑述忲祖游猎之事。殿有东楼,立碑以纪忲祖创业之功。皆在州西五里。天显中太宗建。“明殿,若中国陵寝下宫之制。其国君死,葬,则于其侧起屋,谓之明殿,置官署职司,岁时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学士一人掌答书诏。每国有大庆吊,学士以先君之命为书以赐国君。其书常曰报儿皇帝云。”这种神道设教的形式起着安上治民、佐教、昭孝的作用,在古代中原帝王是平常的举动,但在契丹却是开创之举。

其二,不断拜祭忲祖陵寝殿堂,并郑重制定了一套拜祭的礼仪。天显二年即皇帝位后,有司请改元,不许。次年,治天膳堂。四年,太宗共拜谒忲祖陵寝和殿堂十次,五年八次,六年四次。为此,太宗还郑重制定了一套祭拜的礼仪。“谒庙仪……告庙、谒庙,皆曰拜容。以先帝、先后生辰及忌辰行礼。自太宗始也。其后正旦、皇帝生辰、诸节辰皆行之。若忌辰及车驾行幸,亦尝遣使行礼。凡瑟瑟、柴册、再生、纳后则亲行之。凡柴册、亲征则告;幸诸京则谒。四时有荐新。”这几年频繁的拜谒忲祖是太宗消灭异己力量的重要措施。比如,拜祭中有许多是偕耶律倍同行,对他造成很大的压力,终于促使其惶恐不安而奔唐,解决了太宗的心腹之患。耶律倍赴唐前“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在耶律倍天显五年浮海适唐后,太宗的祭拜活动也告一段落。

其三,继续神化忲祖和述律后,使之成为辽帝国发展的保护神。天显三年八月,诏建应天皇太后诞圣碑于仪坤州。五年,以忲祖帝后宴寝之所号日月宫,因建日月碑。十月,建忲祖圣功碑于如迂正集会埚。七年,御制忲祖建国碑。

这一系列的活动利用了忲祖的威望,稳定了人心,团结了民众,对太宗朝的权力交接以及内政、外交政策的施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当眼前的危机过去,政局稳定之后,新的问题随之产生,即整日笼罩在太祖的余威下,对并非庸主的太宗来说也是相当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

二、辽太宗引进佛教白衣观音像的契机

在解决了内部异己势力之后,太宗可以放心的把目光转向他多次带兵作战过的燕云地区了。还是在太宗刚即位时,朝臣中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雄图伟略。“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圣祖未集之功,贻后世无疆之福”。现在他终于可以放手大干,成就他的千秋功业了。但是,南征却受到强烈的反对,面临极大的阻力。

压力主要来自述律后。还是在忲祖时期,述律后就反对南征。天赞元年(922)十二月,因晋王李存勖攻镇州,唐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恐定州受敌,遣子求助于契丹。忲祖欲“悉众而南。”述律后极力劝阻。忲祖不听劝告,最后兵败定州,“人马死者相属,忲祖乃归。”时间虽过了近十年,对太宗的南征,述律后依然反对。述律后的反对虽未见于记载,但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自天显六年(931)开始,太宗已经注意到后唐,显示出吞并之意。七月,派将校以兵南略。十二月,遣人以诏赐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后唐对太宗的企图亦有所觉察。次年,后唐四次遣使契丹。并且其中一次直接提到,“惧报定州之役也。”而且太宗还有致人皇王倍书。八年,太宗出征党项,做好南下准备。九年,后唐李从珂弑其主自立。人皇王自唐上书请讨。八月,太宗准备率军南伐,但述律后反对,所以接连有异兆出现。“拽剌解里手接飞雁,上异之,因以祭天地。”“西南陨石如雨。”但南伐仍在进行。不过规模很小。对此,《辽史》诸多将校的传记中除耶律突吕不传简单提到一句话外,别无记载。恰好这一年,太宗皇后去世。这大概被看作是对前次南征的惩罚吧。第二年,太宗没有任何举动。

怎么应对述律后的反对,这使太宗颇费脑筋。不久,机会来了。更确切地说是太宗自己制造的机会终于成熟了。天显十一年(936),石敬瑭反,遣使求援于契丹,“上白太后曰:‘李从珂弑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讨。’时赵德钧亦遣使至,河东复遣桑维翰来告急,遂许兴师。”太宗终于假手援立石晋的行动,冲开了述律后的禁网,实现了南下中原的梦想。太宗通过什么手段使述律改变了态度?《契丹国志》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

“《纪异录》曰:契丹主德光尝昼寝,梦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辎輧甚盛,忽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带,执骨朵,有异兽十二随其后,内一黑色兔入德光怀而失之。神人语德光曰:‘石郎使人唤汝,汝须去。’觉,告其母,忽之不以为异。后复梦,即前神也,衣冠仪貌,宛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来唤汝。’即觉而惊,复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之。’乃召胡巫筮,言:‘忲祖从西楼来,言中国将立天王,要你为助,你须去’。未浃旬,唐石敬瑭反于河东,为后唐张敬达所败,亟遣赵莹持表重赂,许割燕、云,求兵为援。契丹帝曰‘我非为石郎兴师,乃奉天帝敕使也’。率兵十万,直抵太原,唐师遂衂,立石敬瑭为晋帝。”也就是说,太宗梦中反复出现的神人是述律后改变态度的关键。

至此,我们对述律后允许太宗援立石晋背后的内幕应该有了清晰的认识。这里笔者注意到两个问题:

第一,何以太宗的梦会改变述律的态度呢?和太宗一样,述律后对忲祖威信的利用比之太宗有过之而无不及。胡巫所言可以说是正中要害。更为重要的是,太宗的梦境与述律后的梦境几乎是同一模板,甚至具体情节都极为相似。只是神人的形象略有不同而已。我们来看看述律后的梦境。

“降圣州,开国军。本大部落东楼之地。忲祖春月行帐多驻此。应天皇后梦神人金冠素服,执兵仗,貌甚丰美,异兽十二随之。中有黑兔跃入后怀,因而有娠,遂生太宗。”述律后的梦应该是为了证明太宗是真命天子而编造附会出来的。在太宗的即位问题上,此说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但此说反过来又被太宗利用用来压服述律后,使之被迫同意太宗的南征。太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恐怕是述律后当初也没有想到的。两个梦境共同的内涵是什么?愚以为太宗和述律后梦境的共同实质应该是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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