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工业品价格的持续大跌。从1873年开始，世界经济进入了持续将近22年的萧条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品价格大跌，而中国对外贸易采取银本位制，而银两又恰巧在这个时期不断贬值，来自金本位制欧美国家的进口品，跌价部分的优势因为银两贬值而被抵消，这些工业产品以银两计算的价格跌幅并不明显。而印度则不同，他与中国同样采取银本位制，工业产品的跌价优势并为被取消，这就使得印度纱相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汇率而有了价格上的优势。

富弘毅做为内地的钱庄老板，可能不会将几十年来世界经济史研究的那么透彻。但他知道，来自印度的机纱进口价格这些年的变动情况。进口机纱的每担价格，从1875年的30多两，其后近20年持续下跌，间中虽然有一两次的小幅上扬，但到了1892年的时候跌到了不足17两，跌幅近半。而与此对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棉制品则没有这种幅度的跌幅。

另一个原因则是钱贵。这一点，富弘毅作为钱庄老板最是清楚不过。在1870年代的时候，一海关两大约能兑换1800文作用的铜钱，到了1890年代，则只能兑换1400文上下。中国的农村经济是铜钱经济圈的范畴，铜钱升值，意味着他们的购买力上升，这就使得印度纱相对于土纱有了更为强大的竞争力。

富弘毅在金融上的分析，让杨邵文觉得心里轻松不少。这让他明白，印度纱有如此优势，除了本身不俗的竞争力外，还有不少汇率上变动的加成原因。如果都是本身的竞争优势使然，土纱或许难有机会，但如果有汇率方面的加成原因，那就多了不少胜算。他虽然不能左右汇率变动，但也知道汇率的变化不会总是一个方向上的。这几年进口纱的标价就开始缓慢的升了，铜钱的价格也不可能总是处在升值中，铜钱要是再升值，一些地方政府就会看到利益而去铸造铜钱了。

卢广胜又问道：“杨小子，你知道我们每年从印度进口多少棉纱吗？”

杨邵文摇摇头，这些数据得从清国的海关汇总出来才会有准确的结果，他当然不会知道。以清廷那糟糕的经济管理水平，恐怕也是两眼一抹黑。

他有些怀疑道：“应该不少吧，卢会长难道知道？”

“具体数字我自然不知道，但我可以估算出来。”

在杨邵文引入机纱近武进市场后，卢广胜就在本地做过一些实地调查。

一般人家里的衣服分为劳动装和盛装两种。本地农民的劳动装一般用的布料都是土布，盛装则是六成左右的土布，三成多的洋布以及一成不到的丝绸。而劳动装与盛装的比例为4比1，也就是说农民所需要的布料九成以上是土布。

农民一年消费2匹布料（旧土布）左右，其中土布为1.8匹。考虑到武进本地相对于其他地方要富裕不少，每年每人消耗的土布按照1.6匹计算。中国有四亿以上的农民，每年消耗的土布则为6.4亿匹，需要棉纱420万担左右。

卢广胜最后总结道：“在武进，机纱进入才一年左右的时间，土纱差不多就已经消亡。考虑到内地有些地方交通不便机纱进入不易，以及部分农户自纺自用的情况。我们保守估计，这420万担棉纱当中有六成左右用的是机纱，扣除本国产的机纱后，我们每年需要进口200万担以上的印度纱。总共需耗银4000万两左右！”

4000万两白银！

杨邵文倒吸一口冷气。每年4000万两的白银外流印度，还有于此相关的棉花种植、棉花加工、纺纱等大量劳动岗位的丧失。光是棉纱这一项上，中国就是损失惨重啊！更别说中国是个银本位的国家，这些巨量的白银外流，必将造成国内货币紧缩，重创经济发展。

闵靖远也感慨道：“我第一次听说卢会长估算出来的结果也是非常震惊。甲午一战，我们大清国赔偿两亿两白银，举国震惊。可我们光是棉纱一项上，每年就流失了4000万的白银，可又有多少人关心呢？哎，我自己也是能力有限，唯有希望我们武进县能够在纺纱一项上有所作为，尽量减少点利权的流失。”

国家打了败仗，人人唾骂愤怒，士子们公车上书疾呼变法图强。可经济战线上我们不知已经打了多少大败仗，却又有多少人站出来疾呼。

这一刻，杨邵文感觉心神激荡难以平静，不知不觉间，感觉自己身上多了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自己的奋斗目标不再只是为了自己的家人，为了公司的员工，为了自己的代工户，而是应该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与使命。他原来还感觉有些虚无的实业救国的梦想，此时此刻从没有感觉这么真实而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