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学有所成的陆学浩到民国首都南京闯荡世界，一年后又辗转至上海。那年月的上海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也是炎黄的文化重镇。三十年代的上海服饰观念就是标新立异，趋合时尚。也正是这种观念，形成了上海当时“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社会风尚。适时又恰逢旗袍大行其道，令唐装汉服手艺出身的陆学浩更是如鱼得水。在他灵巧的双手下，旗袍样式被不断更新，领口高低、袖子短长、开叉高矮及搭配物饰等频繁更易，获得了客户的交口称赞。甚至不少老上海三十年代的旧电影里，某个镜头定格下的那位风情万种的明星，其身着的妖艳旗袍，就是由陆学浩亲手缝制的。

正是在业内有着出众的口碑，自身也具备令人佩服的手艺，陆学浩才和不少行内顶尖师傅一起被请到北京，和国内美学文化大师们一起，商讨新式“唐装汉服”的具体设计思路和剪裁款式。

“我自己认为，炎黄的国服，即所谓唐装汉服，应该重点体现出，国人借自己身体和内在民族语言表现出的那种传统文化魅力。男子着唐装，要重点表现神采飘逸，气度非凡，一派儒雅俊朗；女士旗袍加身，则突出雍容华贵、端庄典雅、娇媚玲珑，尽显温婉含蓄的东方韵味。”国内传统文化专家赵时刚，先开口道。

“我同意赵老的建议。”炎黄画院画师的王禔点头道，“国服要留出足够的可变部件，比如颜色：它既可以是大红色的华丽，穿上这样的衣服，便能听到中式婚礼中的锣鼓喧天；也可以是浅紫色的高贵淡然，衣服褶皱里的闪烁光影，隐隐约约的体现出那种欲拒还迎；还可以是黑色的迷醉，穿上便可经历一场被岁月荡涤的华贵。总之，它应是一种民族文化‘具现化’的集合体。”

“陆先生，你是多年从事实际唐装制作的，应该有自己的想法，能不能说出来，和我们大家交流一下？”齐白石看到坐在椅子上，不停点头思考的陆学浩，建议道。

“这个，各位都是先生学者，我自己没读过多少书，就只简要谈谈自己多年来的裁缝经验。我们这行做唐装有口诀，叫‘五款、四口、六领、十八扣’，这是最基本的要领，无论衣饰如何变，这个不能改，如此，才能保证做出来的衣服品质；此外，关于立领、敞领、斜襟、对襟、滚边、盘花扣，我都带来了具体样衣，一会儿大家可以先看看，一边评一边考虑如何应用到新式国服（唐装汉服）上去；还有唐装自古传承使用下来的团花状图案，如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九龙戏珠等，和鹤鹿同春、喜鹊登梅、凤戏牡丹等图案，我也带了来，这些能不能用，该不该用，希望可以先定个章程；最后，传统中式服装是不收腰的，因为女士穿着缺乏曲线美，现在已经有客人要求改成收腰的。过去的裙子下摆非常窄，走路只能迈碎步，现在则把裙摆做大了等等，这些需不需要也考虑进去？”

“我觉得很有必要，像旗袍的开襟，传统的特别高，我的朋友们就感觉很不舒服，穿起来总感觉有点别扭，如果开襟低些就舒服了。”一名女性代表听到陆学浩的发言后，立刻很有同感地接话道。这是一位岁数较大的中年女士，也是民国社会名流中的一位。早些日子，红党刚刚光复北京时，因为不清楚红党的政策，很是约束了自己一段时间，等到后来红党政策逐渐对外公布，她发现谣传共产共妻的炎黄红党，对于自己秋毫无犯，并且鼓励她们走出去，鼓励百花争鸣。她便在书画协会谋得了一个差事，教授青年学生炎黄传统国画丹青，既发挥了自己的兴趣特长，也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从而维持家里并不便宜的生活水准。

今天她为了体现传统国服之美，特意盛装出席。此时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旗袍之上，另套青紬背心。脚上，是双黑色软底绣花鞋，呈现出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烫染过的头发起伏闪亮，并整齐地覆盖着额头。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自画家之手。粉红的唇膏衬托出一口整齐的牙齿，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

“闵先生（民国管女士也叫先生）说的很对，其他还有吗？”齐白石鼓励道。

“我还有一些，刚才说的女性衣服居多，可此次领导人多为男性，所以沉稳应该是第一要位的，这样颜色上就要做出取舍。比如青色...”

就这样，在你一言我一语中，于炎黄文化大师和各行各业与服饰沾边的专家里手意见中，第一目标位面的炎黄新国（汉）服、唐装慢慢孕育成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