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炎黄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是炎黄共和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与西安、洛阳、南京并称炎黄国“四大古都”，拥有6项世界遗产，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但是在目标位面的1943年，一身粗布褂子装扮的王凡站在路边，看着原来只存在于书本上的城门不禁有些迷茫，现在该怎么称呼这座城市？北京，还是北平？

炎黄民国十七年（1928年）炎黄革命军北伐攻克京都后，1928年6月21日秃头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5次会议决定，“京都”于6月28日更名为“北平”，并设北平特别市，炎黄民国十七年（1928年）10月起，河北省政府驻此。

炎黄民国十九年（1930年）6月，根据新颁布的《市组织法》，省会所在地必须为省辖市。由此，该市降格为河北省省辖市，直隶河北省政府。同年10月，河北省政府迁驻天津市。11月再次复升为院辖市，称北平市政府，直隶于行政院。直到炎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倭寇军队占领北平，随后改称“北京市”。

“算了，还是叫北平吧，要不显得我好像随了倭寇的意思似的。”王凡吐了口气，自言自语到。

“你到这里来，想干什么？”雅迪蔚蓝的声音在王凡的脑海中响起。

“很好奇，43年的北平究竟是个啥样子，老北平，四合院，大栅栏，琉璃厂，老京戏，地摊相声，正统庙会等等这些后世被艺术家演绎的很有嚼头的名词，让我对这座城市有股难言的亲近与好奇！”

不过，陆续出现在王凡眼中的场景，让他彻底没有了探幽访奇的心情。按一般道理，在倭寇占领的沦陷区内，北平作为重要的城市，相对来说，生活水平应该还是比较好，生活物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即使这样，北平普通百姓的生活仍然挣扎在温饱和饥饿线上，后世有一本《北平日记》中比较详细琐碎的记录了生活的艰难：

在1940年2月21日，其记载到：近来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四分一块，昨买三块豆付，两把菠菜代价二毛，大米一百廿八元一石，次米三毛七八一斤，还没处买，面一元八一斤，其余无不奇，即不知以后如何生活也!言来不胜浩叹，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下午小刘来小坐即去，下午买米一百廿三斤，代价四十四元七毛，合三毛六分一斤，从前亦只一毛余，三元一袋之白面，今涨至七倍，而闻昆明一袋面售四十元，真为前所末有之现象也。归来告黄家买米处，明日她们亦去买米，由斌出马!

1940年还是倭寇占有战争战略优势的时候，北平的普通百姓生活尚且如此，到了1941年5月15日《北平日记》中则写到：回家来又与娘等谈及家务，不觉一想起来便愁烦之至，本来每月六七十元，在此时生活程度如此之高，只够苦过的，零七八碎的用项，一切米面房租等皆无着落，食衣住为三项大宗，皆无办法，而又无额外进项，每月非典当即卖物，以维家计，每月不足用，精神实极烦苦，而家无恒产，又值此时局又有何妙法？！

至佳之法为发二笔横财，买马票，买奖券皆无把握、碰运气之事！除非现在我便去谋事，但是只差一年就毕业，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我的成绩同心绪大受影响，要好真难也，恨我不幸，遇此时艰！恨我年幼，负此重担！

而到了1943年，在炎黄呈现战略相持状态的时候，倭寇军进攻动能已经受挫，况且太平洋战场也节节败退，造成倭寇国内和占领区均出现物资不足的局面，为了保证军队第一优先级，倭寇国内第二优先级的地位，倭寇自然需要从占领区抽调更多的物资，因而导致对整个炎黄共和国华北地区，倭寇实行的是战略性掠夺策略，使得许多商品，达到了有价无市的状态。不要说粮食药品，即使小小的火柴都快买不到了，那是因为火柴头上的磷，大部分都拿去支援“圣战”了。

那么，那些在倭寇伪军供职的，为生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如何呢，在倭寇管辖的《华北新报》上曾登出《小公务员的生活》、《请为公务人员着想》等长篇文章：以一个中等科员来说，再过一年，也就是在1944年上半年，他一个月加上补贴可以拿到240元。但当时的房租均价是30元到40元，一尺布要10余元，一袋面则要200余元。一个科员的收人不要说养家，连自己的最低生存都成了问题。

比较1939年的统计数字，科员的工资名义上涨了近一倍，但同时粮食涨了30多倍，布匹涨了100多倍，房租涨的较少，也有5倍左右。到了1944年，一个科长想召集自己的科员开会，往往要去街角路边寻找，因为他们的科员，都去街上拉洋车补贴家用了。但是倭寇自然不会与“贱民”同甘共苦，他们对待自己是宽松优惠，取精用宏，养尊处优。不要说人，即使是军马也要用粮食喂养。

那些军马吃豆类的作物消化不了，粪便中还有没有消化的豆子，附近饿极了的饥民就将其拣出来充饥（这就是所谓倭寇造就的大东ya共荣圈!!）。

至于老百姓吃什么？当然是“共和面”了，所谓的共和面，就是三四十种猫不闻狗不舔的废物混合成的东西。据后世存世的老人们回忆，这种混合面的成分在倭寇统治时期也并不固定。年景好的时候，里面多数是陈康烂谷和一些谷壳麦秆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