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在他们上初中前的那个年代的农村，非常的农村化，农民除了漫不经心的种地，其他的事情几乎不做。农闲时，满县城的大街上，一眼就看到了一伙、一伙的年轻人，都是农村人，横着膀子逛街。他们对“老非”非常不满，竭尽全能嫉妒、排挤非农业户口的人。他们发泄这种不满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路灯全砸毁，或是对着“老非”们的家属院扔石头，或是不时长呼短叫地怪叫声吓唬“老非”们一个心惊肉跳，或是说几句离谱的流氓话，看看“老非”漂亮的女人躲得远远，哎，基本上样样“坏事”都干。他们就是当时社会的唯一不安定因素。水生天然的应该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然而，水生硬是没有参与到帮伙里面去。

尤其幸运的是，当二人升初中时，教育走向了正规化，恢复了高考制度。水生就更没有时间去参与帮伙了，他被报纸上刊载的学科学少年宁波的事迹感动了，更为有了机会摘掉“草帽子”振奋，他开始订立一个从没有想过的目标：有一份按月拿工资的工作，有一辆自行车（因为他看到舒朗曾经骑过一辆足够馋得全班人流口水的飞鸽自行车，而且还是大链盒的，还是首都产的。他还试着骑了一回，付出的代价是，将带到学校的煎饼卷狗肉，给舒朗吃了一卷），脱掉母亲缝制的布鞋，穿上一双能反光的皮鞋（说明：他也没有见过舒朗穿皮鞋，舒朗的鞋和他的没有多大的差别，最好的，依旧是令“老农”们气愤的是冠以“篮网”、“压边”之类名称，从商店里买的鞋子，而且舒朗穿的鞋子经常是在大母脚趾的突出部位打个补丁，也算作是“老非”的特殊待遇）。――这就是水生咬牙切齿确立的的人生“三个一”的奋斗目标，至于那个梦，是个遥望不可及的目标。

舒朗对水生有种不用沟通的亲切感，水生对舒朗有种天然的差距感。对此舒朗说，这是城乡差别，可是水生认为这样不公平。

令水生认为不公平的事情，有一些连水生自己都认为是无法说出口的。阳刚、活力四射的舒朗，很有人缘，很多同学愿意跟着他，主要是因为关键时候他能奋不顾身的冲上前去“堵抢眼”，抱打不平，仗义执言，带头与临班的人打架。校长、教导处主任来听课，别的同学双手背起来那叫笔直一个板，极富认真地听课，他却依然如故，我行我素，双手放在课桌上，脑袋还敢左右张望。结果是，被听课老师记入在案，校长公然在全校大会上，指名道姓的怒斥舒朗。一向对舒朗比较给面子的班主任不可忍受羞辱，在班上狠狠地批了舒朗三天，让他写了三份检讨，擦了三天黑板，看他有些悔过，才没有把家长叫来。

说也怪，舒朗被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是很严厉的。但是人家舒朗不久后还因为学习成绩突飞猛进，被推为学生尖子，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要知道上台做典型发言的五个人中，有一个高考成绩列全省理科头名，除了舒朗外，那三个走的可都是比南开大学还要名气大的名校啊。

更多的女同学喜欢他――发自内心的喜欢――只是发自内心而已，她们都觉得舒朗有些高不可攀，更因为他从不和女同学首先说话。水生做不到，因为自卑，心里怎么想的？羡慕是有的，只是一刹那的功夫出现过。

舒朗很率真，还有比较典型的事例：有一次，还没有到最后一节自习课下课时间，窗外有其他班的人已经放学了，舒朗拎起书包喊了声“走啦。”很多人呼隆隆的跟着出了课堂门，走不多远，看到班主任迎面走来，其他的同学争着抢着往回跑，其中就有水生。舒朗却高声说：“一帮两面三刀的家伙。”照走自己的。

事后舒朗埋怨水生不率真，水生说要尊重老师，舒朗说应该尊重真实。水生说你们“老非”可以什么都不顾及，我是“老农”，起跑本身就迟了，瞪大了眼睛，增强戒备心才对。

这件小事里最让舒朗不舒服的是，水生的一句貌似谶语的话：你敢这样做，因为你是强者，将来，舒朗，你注定是失败者。为此舒朗好长时间没有理会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