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吉耶夫，三年前经由莫斯科任命，出任滨海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在此之前，他曾经在加里宁格勒、明斯克以及南堪察加等地任职，是个有着三十年党龄的苏共老党员。而以他刚过五十岁的年纪，在区委第一书记这个级别上，又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干部。

年轻，有的时候就意味着眼界开阔，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新观念、新的思想，因此，加吉耶夫在改革激进派、中间派与保守派的复杂斗争中，一直都是旗帜鲜明的站在改革激进派一方的。

不过，站在改革激进派一边，并不意味着他就要旗帜鲜明把大旗举起来，相反，因为性格稳重谨慎的关系，再加上投机的心思很重，所以，在此前他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里，发言表明自己的立场。

他这样的做法自然有好处，所谓的好处，就是能够做墙头草，看着哪一方得势，可以顺风靠过去，不必承担太大的风险。但话回来，这么做同样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就是墙头草往往得不到任何一方的信任，斗争的任何一方，都不会把他当做自己人。

就像这次的人民代表选举，加吉耶夫作为滨海边疆区的第一书记，就很惨淡的落选了，而他的对手，滨海边疆区的苏维埃主席，以及区工业委员会主席，却双双入选。在这里面，滨海边疆区主席沃德沃斯是以苏共党内选举代表的身份入选的，而区工业委员会主席阿法纳西耶夫则是以立场强硬的保守派身份入选的——从这两个人入选就可以看出来，苏共作为一个政党，其在远东地区，至少是在滨海边疆区内部，还是有更多支持者的。否则的话，类似阿法纳西耶夫这种整天不分场合批评改革政策的家伙，根本就没理由在全民普选的情况下获选。

正是这次的人民代表选举结果，令加吉耶夫有了深深的危机感，他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很尴尬。苏共内部的中间派并不相信他，否则的话，党内名额不应该是沃德沃斯的，而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显然也不待见他，因为他此前的立场暧昧，非常不明确。如果坚定的站到改革激进派一方，且不现在明确的表明立场，自己会不会被改革激进派接纳，即便人家接纳了他，以滨海边疆区的民意基础，他也不一定能够冒头。

尽管这次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决议没能通过，但在加吉耶夫看来，下一次的人民代表大会，肯定就躲不过去了——即便是这一次，宪法第六条的保留都很危险，它之所以未能通过，是因为仍旧在军方控制上掌握优势的保守派，公然发出了内战威胁，那些主导修改宪法第六条的改革激进派代表们，被吓得缩回去了。

在加吉耶夫看来，这个决议这次没通过，明年召开的第二次，后年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定然会通过的。到了那个时候，苏共失去了掌握政权的法理依据，他这个滨海边疆区的第一书记也将被州长这个全新的职位所取代。而到了那个时候，州长这个职位的人选要怎么诞生？毫无疑问，必然是由地方选举诞生的，到时候，他是否能够顺利获选，至少从现在看机会很渺茫。

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做什么的时候了，否则的话，加吉耶夫认为，最多两年，自己的政治生涯就将结束，而到了那个时候，他才刚刚5岁。

这段时间，加吉耶夫忧心忡忡，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就是这方面的，有一些日子，他甚至已经变得颓丧了，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扭转局面了。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他接触到了一个叫“启光能源贸易”的公司，遇上了一个叫陆寒的中国年轻人，考虑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反正就还剩两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便与这个陆寒的年轻人做了两笔交易。

当两人做了几笔交易之后，随着接触的加深，加吉耶夫才逐渐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不简单，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远东煤炭联营，竟然是这个年轻人在背后做的推手。他不仅有钱，而且还有势，在他身后的影子里，影影绰绰存在着来自莫斯科的权力支持。

加吉耶夫并不知道陆寒的背景有多深，但这并不妨碍他加深两人之间的合作，至不济的结果，无非就是他在两年后照样失去权力，但通过加深与陆寒的合作，他总能捞到更多的好处。

因此，当听陆寒前来拜访的时候，加吉耶夫并没有端架子，而是直接通知门岗警卫，放他们进来。

陆寒最初结识加吉耶夫，还是通过纳兹德拉坚科的引荐，一场很私人性质的酒会，陆寒算是与加吉耶夫的第一次会面。之后，以陆寒长袖善舞的手段，再加上金钱攻势的威力，两人很快就变得熟识了，只是加吉耶夫的办公室，陆寒还是第一次来。

在等着陆寒上来的时候，加吉耶夫特意将他之前搞到的一份材料放在会客茶几上，这份材料是此前才刚刚由莫斯科下发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今年最后一次会议上做出的《关于苏联对内和对外政策基本方针的决议》。

文件很厚，内容也很多，加吉耶夫想了想，又特意将文件翻到了经济改革若干事项暂行方案的那一部分，在这一部分里，涉及到了一个引入外资和进出口贸易的问题。

这次的经济改革新举措，显然是借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措施，比如加强招商引资的问题，再比如进出口贸易配额划拨权归由地方的问题等等。

加吉耶夫相信，作为一个商人，陆寒肯定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等他来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自然就能引起话题，到时候，他就能顺着这个话题，跟这个年轻人做些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