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富国工业控股公司和资政衙门的各个事务局同时办起来，两者正好是互辅互成。

和奕商量好权利划分后，总理资政衙门暂时设有铁路、工务、商务、矿务、农务、教育、邮政、电报、通航九个局，各局的实权极大，只要胡楚元能继续和军机处协调好，每个局实际上都能管着全国的事。

衙门本身设有参政大臣，不定员，依据资历可分为领班参政和协理参政，前者定级正二品，只有两人，后者为从三品。

每个局都设有一名领班章机和两到三名章机，简称小资政，下面另有司办、理办。

前后一算，总理资政衙门一下子就要增添两名正二品大员，十多个三品官，二十多个四品官员，五六品的官员接近百位。

各地官员纷纷想尽办法申调，军机处也确实想安插大量的人手，可胡楚元自己有一大派系，轮不到外人插手。

这一点，军机处的大臣们也都明白。

投桃报李，恭亲王奕只是安排崇厚和鹿传霖担任领班参政，其余的人都暗中和胡楚元商量，任用张百熙、刘鸿熙、唐景崇、李肇南、陈梦麟、陈康祺、陆润庠等一大批所谓胡党的青年官员。

曾宗彦是自己人，能力尚可，胡楚元就满足了他的心愿，调至宝淞知州。

忙忙碌碌的，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是数月过去，总理资政衙门逐渐成了气候，直属军机处，在上海协办全国工商洋务新政。

在山东，张之洞也将青岛工界张罗了起来。

就在这一天里，胡楚元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的密报，曰本新任外相伊藤博文在沙俄密会尼古拉二世皇帝，在法国的斡旋下，双方有可能签订一份《曰俄远东同盟协定》。

这个消息一下子让胡楚元紧张起来，以中国目前的实力，对付曰本尚有盈余，对付沙俄就显得捉襟见肘，同时应付一个曰法俄三国同盟，问题就大了。

岂有不败之理？

胡楚元当即就将潜藏在曰本的所有间谍网都调动起来，一定要确认双方的同盟细节。

几天后，总信房驻曰机密厅的一名间谍拿到了一份私人信件，能够从中推断出，法曰俄三国确实是在密切的接触，试图签订一封局限于远东地区的同盟协定。

做为回报，曰本元老内部协商的结果是让俄国人得到辽东半岛，而他们先务必确保曰本在朝鲜和台湾的“权益”。

是的。

曰本元老西乡从道在这封信中所用的词是“权益”，这真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仿佛朝廷和台湾本来就是他们的一样。

气愤之余，胡楚元也在心中思索着。

中法战争结束后，法国一直弥漫着一种“以蛮制蛮”的风潮，扶持沙俄和曰本对付中国成了法国当权者的首要工作之一。

事实上，法国在越南的军事准备工作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但在越北，胡楚元同样扶持刘永福的黑旗军对其进行了很好的牵制。

在过去的五年中，法国政斧和民间陆续增持的沙俄、曰本国债高达两亿英镑，尤其是在曰本，绝大多数的经费都用于军费和工业化改造。

随着中国在铁路等事业上的步伐加快，青岛工界的诞生，并准备在京师和沈阳之间修筑一条铁路，这一切都让窥视东北已久的沙俄感到威胁。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沙俄的心，异常的有点可笑可恨。

他们似乎漠视了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事实，反而认为中国在东北修铁路是对他们在远东利益的威胁，几次派公使到总理外事衙门进行威胁，要求中国不得在东北修建铁路。

此外，他们也确实增加了在远东的军事部署。

究竟是要破局，还是利用这一局势？

这是胡楚元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破局的办法无非是想办法不让曰俄同盟条约成功，利用局势，则是利用英法、英俄和德法矛盾，乘机拉拢英德两国。

胡楚元是一个慎重的人，他没有草率的做出决定，而是启程前往福州考察。

1889年的九月，胡楚元抵达福州。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