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想出日本有靠实力强行干涉之意，但又怕英国方面不予支持，反倒弄得无趣。很快就是第二次《英日同盟协约》到期的时间，日本极希望再签定，并计划将盟约的期限由五年改为十年，所以此时并不想触怒英国。

而且朱尔典是反对日本进行武力干涉的。曾明确告诉日本“应注意避免以类似强制手段”来干涉中国事务。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得不到英国的支持，有些孤掌难鸣，干涉阴谋迟迟无法实现。

“贵国外交大臣格雷先生刚刚在媒体上表态，声称：‘我们渴望看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不论处于何种政体之下，悉以中国人民的愿望为定’。对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不知道朱尔典先生是否也是这种态度？”陈文强给了日本人一下。又转而恭维英国佬几句，把英、日两国区别对待。借英压日，这是一个好办法。

“当然，朱尔典先生也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希望看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葛福听此次会谈内容将公开于媒体，深深后悔和日本矮子搅到一起，破坏了会谈的气氛。此时。他也只能露出很真诚的笑容，却在想尽快结束这次会谈，再单独拜会陈文强，进行坦率、直接而秘密的商讨。

…………………

会谈结束了，陈文强爽快地接受了莫理循的专访要求。再次回到了屋中。

莫理循，186年生于澳大利亚，现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所著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1896年他从曼谷到昆明，接着又到东北三省游历。

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理循”。

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随后，他又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莫理循在英国有很强大的公共关系，也享有很好的国际声誉。如果他能倾向临时政府，那对缓和与英国的关系，提高临时政府的国际声望，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将大有益处。所以，陈文强对莫理循表现出了足够的热情和坦率，这也让莫理循感到很愉快。

“中国应该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应具备绝对权威，在世界有影响，并能以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为其指导方针，把中国引领向强大、光明的未来。”莫理循的这番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与袁世凯良好的个人关系，起码陈文强就有此感觉。

“我的看法与你稍有不同，我认为所谓强有力的领导人在现今中国的环境下很容易走向独裁和****，而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却足以做到你所的这些。”陈文强和蔼地笑道：“对于新生的共和政权，你应该抱有信心，我建议，你去广州走一趟，相信你定会不虚此行。”

“这个建议很好，但有些晚了。”莫理循眨了眨眼睛，笑道：“去广州的计划正在付诸实施，这里只是中间站。”

“哦，那倒是我多此一举了。”陈文强哈哈一笑，道：“莫理循先生是少有的对中国保持公正态度的英国人，对中国复兴的愿望也是真诚的，对此我感到很钦佩。”

莫理循笑了笑，然后很谨慎地道：“对于北方的袁世凯，临时政府，或者以你个人的角度，是如何看待的？”

在莫理循的眼中，袁世凯自然有另外一个形象。虽然这一形象不免是个人喜好的结果，但莫理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加之他与袁交往甚密，他眼中的袁世凯在某些方面或许更贴近真实的袁世凯。

陈文强沉吟了一下，他有些搞不清楚，这是莫理循的个人关心，还是代表袁世凯所作的试探。

“这是我个人的一好奇。”莫理循解释道：“我不代表任何人，任何势力。当然，这个问题，你可以不作回答。”

陈文强了头，缓缓道：“从我个人角度看，袁世凯虽然被称为新派人物，但不过是照葫芦画瓢的实行了几项新政。在他骨子里，依然充满着旧思想、旧观念，缺乏创造性的思维和蓬勃向上的朝气，更缺乏你们西方最注重的民主意识。当然，如果他能从封建的泥堆里爬出来，新中国的政府中是会有他一席之地的，可能还是非常重要的位置。毕竟他有着相当聪明的头脑和丰富的人生经验，以及干实事的成就。”

莫理循了然般了头，“恕我直言，按照中国的国情，骤然实行共和，恐怕并不太适宜。”莫理循避开了袁世凯的话题，道：“其实，君主立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