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时期，是大明中叶政治较为清明的时代，但即便如此，仍不免有奸臣当道之事，李广专权便是其中突出一例。

屠滽的这个说法，赢来了一片赞同。

刘健却有些嗤之以鼻！

李广，“以符箓祷祀蛊帝，因为奸弊”，又假借诏旨授予他自个儿传奉官，各地争着向他交送贿赂。他这厮，确也算得上是一“当道的奸妄”。

可这叫做王睿的呢？他“奸妄”倒貌似是有一些——在北疆贪腐，在京内又开青楼。可他“当道”了？——还蹲在诏狱，怎样来“当道”？

同李广相提并论，这厮——还不够格得紧呐！

屠尚书，这是在给他戴高帽，非除掉他不可！

朝臣们阻拦圣上欲行兵事改革之举，却被这小小的锦衣卫千户，且还是一蹲在诏狱内囚犯给破坏了——他等这是要泄愤呐！

欲加其罪，何患无辞！

弘治朝的内阁，李东阳激进，时有革新之举；谢迁保守，遵循成法；刘健呢？

身为内阁首辅的他，在肩负治国之责的同时，还身负着历代内阁首辅们所不可或缺的另一职责——协调皇帝同群臣之间的融洽关系，亦即协调上下级关系。

他的位置，是介于皇帝与群臣之间——皇帝之下，群臣之上！

这便是他这“另一职责”的来由。

是以，在保守的刘健与激进的李东阳之间，在“锐意进取”的弘治皇帝同“迂腐顽固”的群臣们之间，刘健的内阁首辅之位便就应运而生——他生平“善断”，亦即能依据形势做出决断，在“群情激愤”时，他便会依据群臣的“意思”做出“决断”，在“圣意不可违”时，他又会依据“圣意”，来做出“决断”。

他是弘治皇帝同群臣之间的“润滑剂”，是刘健同李东阳之间的“粘贴板”与“和事佬”——他平衡着弘治朝堂。

弘治朝，没他，不行！

干了这么多年的首辅，他慢慢摸清了自个儿的“职责所在”，也终于替自个儿找准了“位置”。

是以，无论是在朝会，或是如今日这般的“私人聚会”，他从不轻易发言，甚或装聋作哑一直要到最后——终于瞅准了“形势”，又不得不“发表意见”时，才会“依据形势”，开一开“金口”。

而他这种“金口”，“不开”则已，“一开”往往又是“顺势而开”——这他娘的，谁都得服了不是！

但他又是个明白人（若是个糊涂人，也领悟不了这般深邃智慧的“处世哲学”），是以，屠滽一说这话，他便“明白”了朝臣们的“意思”——左右就是个欲“打击报复”！

再说王睿这厮，严格来说，也算是“当了朝臣们的道”。

圣上欲革除卫所军制，这同祖制符与不符暂且不说，但卫所军制一遭革除，势必会令朝臣们失去“监军、领军”之大权，兼且会使武人地位水涨船高，从而参与朝政，再反过来瓜分掉朝臣们的部分“治国之权”。

王睿这厮，替圣上出了个“分化瓦解、免世袭将官徭税”的法子，便轻而易举的化解了朝臣们的“刁难”——这不就是“当了朝臣们的道”了！

可关键时候，谢阁老的那一番“暗示”，不又将圣上“吓得”立马退朝了么？兼且这几日以来，圣上都是闭口不提这“革除卫所军制”一事。

说过来说过去，王睿这厮“当了朝臣们的道”，当仍得算是“以失败而告终”了不是！

王睿在诏狱内向平江伯一连献了三策——四总部、军事衙门、义务兵制，弘治皇帝从平江伯口内一行听说，当即便吓了一跳：这些个“军制”，当真是得好生“参详”，再行布置，徐徐而图之，若是就这般突然抛了出去，势必会将大明朝野掀他个底朝天！

治大国，如烹小鲜！

英明神武的弘治皇帝，岂有不明之理，是以，他将王睿献出的这些个军制，都压了下来，闭口不提先——拿出个具体章程了，再来“温水煮青蛙”！

是以，满朝大臣勋贵，除了保国公、平江伯、牟指挥使这一伙，压根儿就不知道圣上原来竟也藏着有“杀手锏”。

故此，刘健也不知道，他只当弘治皇帝是在想要打着哈哈将“革除卫所军制”的事儿不了了之。

卫所军制，到底当革不当革？

当革也不当革！

若是不革了它，大明江山不稳吶，若是革了它，大明江山更不稳——太祖权谋之术，确是举世无双，定下的这卫所军制，着实是让后人有些难以超越，至少我老刘，是整不出一套比这卫所军制更能确保“皇权”的军制来！

按理说，王睿替圣上献了主意的事儿，当是得翻篇而过才是——千钧一发之际，谢大学士横空杀出，不是替朝臣们将圣上硬生生的“吓”跑了么！

可朝臣们今儿个貌似有些——要死揪着不放了！？

这帮人，心眼着实是——忒小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