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樵，你觉得这个题目如何？”黄体芳此时还沉浸于新发现带来的狂喜之中，并没有发现张佩纶已然变了脸色。

“题目虽好，只是太过下作阴毒！”张佩纶冷冷的道，“且是莫须有之罪名，不足以服天下！”

“下作？阴毒？不足以服天下？呵呵，幼樵，言重了吧？”黄体芳觉察出了张佩纶的话有些不对味，转头看着张佩纶，“对林义哲这等乱臣贼子，当无所不用其极，存不得半分妇人之仁！”

“可那林义哲，是乱臣贼子么？”张佩纶大声质问道。

“他投身事鬼，妖论惑众，以阴毒手段摧折谏诤之臣，怎地不是乱臣贼子？”黄体芳听到张佩纶声音不善，说话也变得不客气起来。“看此人以新闻纸扰乱英国，便知其心性手段，和那张元、吴昊是一路货色！他能乱英国，便能乱我大清！不早除之，日后必为大患！”

“漱兰此言差矣！林义哲虽然屡屡同士林为敌，只是热心洋务之故，张元吴昊，乱臣贼子之名，实是太过。”张之洞看到二人说僵了，急忙起身解劝道，“无论如何，他驱逐倭寇，保全台湾的大功，还是不可抹杀的。朝廷对他屡有升赏，亦是酬其大功，你说他是乱臣贼子，将朝廷封赏置于何地？”

张之洞虽是劝说，但亦有隐隐指责黄体芳之意，毕竟乱臣贼子的帽子是不能随便扣的。

“那是一二枢臣受其媚惑，赏罚不明！”黄体芳知道自己刚才一句“乱臣贼子”的帽子扣得不妥，有诋毁朝廷的意思，赶紧转了口，称赞了朝廷几句，“台湾逐倭得胜，那是朝廷策划之功，前敌将士用命之故。他林义哲一介白面书生，不过是贪天功为己有而已！”

见到黄体芳如此说，张之洞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又坐了下来。

“漱兰，林义哲诚有不对的地方，但功是功，过是过，不可一概而论。”张佩纶强压住性子，放缓了语气，说道。“若要参劾与他，也需切实有据，切不可妄言攀诬，害人害已。”

“幼樵所言，黄某万万不敢苟同！”黄体芳抗声道，“在黄某眼里，他林义哲没有半分功劳！只不过是一个奸邪小人！”

“漱兰好大的口气！兴船政、办海军、驱除倭寇，在你眼里，竟然算不得功劳！”听到黄体芳如此回答。张佩纶的嗓门又高了起来，“林义哲亲自上阵狙杀倭酋，难道算不得功劳？”

“那不过是他林义哲的沽名钓誉之举！”黄体芳强辩道。

“哪有这样沽名钓誉的？用自己的性命沽名钓誉？”张佩纶重重的冷笑了一声，“你漱兰可照着沽一个我瞧瞧？”

黄体芳怒极。一时间找不到词语反驳，一张脸刹那间憋得通红。

“仅以一人之好恶评人功过，你觉得你认定的，便永远是对的么？这天下再无第二人能超过你么？”张佩纶不客气的继续说道。

“幼樵言重！黄某不敢！”黄体芳拱了拱手。昂然道，“此非是黄某一人之论，士林对林义哲早有公论！纵然其稍有微功。也断断难掩其祸国之罪！”

“林义哲何来祸国之罪？倒要请教！”张佩纶怒道。

“黄某适才已然说了，林义哲妖论惑众，扰乱人心，欲要以夷变夏！”黄体芳道，“纵然他佐理船政，兴办海军，稍有微功，也难掩其祸国殃民之罪！”

“林义哲热心洋务，无非是为了要国家富强，谈何以夷变夏？他做的那篇《西国圣道考》，有理有据，连老师都说写的绝妙，怎地便扰乱人心了？”张佩纶道，“莫非漱兰以为，自己的学问在老师之上？”

“黄某的学问自然比不上老师，和幼樵也是差了一大截，”黄体芳冷笑道，“但黄某的大义见识，自信却是在老师和幼樵之上的！”

“大义见识？哼哼！”张佩纶冷哼了两声，“《西国圣道考》刊行天下至今已有数年，士林未见有反驳之妙论，我更没见你黄漱兰对此有何妙笔，纵有些驳词也不过取其辱耳！”

对《西国圣道考》，黄体芳向来是恨得牙根痒痒，但他穷尽一生所学就是寻不出一词以驳，故而此事就成了黄体芳的心结，如今张佩纶哪壶不开提哪壶，却让黄体芳彻底丧失了理智。

“张幼樵！那林义哲仅仅是一篇《西国圣道考》的狗屁不通之文，老师年纪大糊涂了脑子便也罢了，连你竟也分不清是非大义了！”黄体芳道，“对于洋务可否强国，黄某所知不多，亦不愿与闻！黄某只知道，士林为大义之所在，无论天命所归何人，皆得依靠士林！无士林便无江山社稷！如若大义不存，士林不在，纵使国家再强，士子百姓变得如同禽兽一般，又有何用？”

“黄漱兰！你说的是人话么？”张佩纶大怒，拍案而起，戟指黄体芳，厉声质问道，“古语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若亡，士林何能独存？你如此颠倒是非，居心何在？”

“张幼樵！你一意为那林义哲说话，莫不是受了他的什么好处不成？”黄体芳意识到辩不过张佩纶，便祭起了另一件法宝，他打量着张佩纶，“想不到你张幼樵自许廉洁，竟然也会和那奸邪小人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