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仍像过去一样妥协解决。毕竟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方面出现的变化太多了，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就在东京情况未明、举棋不定时，日本派驻海外的两支最大的军事集团站出来开口了。

驻兵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在向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提交的报告中称：“鉴于北支局势，现命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混成第11旅团之主力以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

7月8日晚8时10分，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就北支事件发表声明，对北支事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心。一支地区性部队对自己管区之外的事情发表声明，不但在关东军中绝无先例，就是在日军中也少有，更何况这份声明的观点如此鲜明：

“兹因暴戾之支那第29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

植田谦吉大将在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先后派遣他的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及富永恭次大佐、田中隆吉中佐直飞东京，请求面见中央当局陈述意见，促使杉山陆军大臣和闲院宫参谋总长当机立断，早下决心，以武力迫使支那政府低头。

关东军越俎代庖，直接干涉起军部和支那来。

日本朝鲜驻屯军虽没有关东军那么狂，但支持对中国武力解决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朝鲜军参谋长兼司令官小矶大将的意思，向东京报告称：

“由于北支事件之爆发，已令第20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

在东京尚未作出正式决定前，日本派驻海外的部队都争相表示了自己的意见。而这些观点，竟都是要求日本政府和军部对支那开战，甚至各自动员了部队。而实际上，从年初开始，两大海外驻军已经开始调配物资，为未来的行动作准备。

而在市谷的军部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出现了十分鲜明的两派。以陆相杉山元大将、参谋本部第二部代部长笠原幸雄大佐、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支那课长永津大佐等为首的主战派认为：事态不容乐观，除诉诸武力外别无对策。只有增强日军在北支的兵力，根据情况，不失时机给予一击才能收拾局面。

但是，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等人组成的慎重派则认为：当前只有一心完成“满洲国”建设及对苏军备，方能巩固国防。而此时向支那伸手，造成支离破碎之势实在不妥。基于此，参谋本部作战部的意思是以不扩大为方针。

石原是日本军界的著名才子，尤以一套完整的军事思想镇住了日军中的不少将帅。“九。一八”事变时他以一个中佐的身份出现在沈阳，全盘谋划，为事变的成功和日本侵略东北立了大功。日后多年，日军中一直公认“九。一八”事变是石原思想、板垣实干的结晶。侵占东北，他是赞成而且倾尽全力的。但他的一整套理论都是建立在对苏作战的基点上，因而反对对中国压迫过急。

在接到卢沟桥事变第一份战报后，石原深深感到在支那挑起事端的可怕后果，他从掌握作战全局的立场出发，对各方面表示了自己的见解。

“现在可以动员的师团是30个，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支那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战争。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拿破仑在西班牙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而以支那的实力，即便是未来我国实施对苏联作战计划，其也无法对我们的进攻产生任何影响。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驻北支部队一举撤退至山海关的满支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

石原的确是日本军界的奇才，在中国问题上更是显出了他目光的深远，多年来，战乱频繁的中国国力衰微，而在“9。18”事变后，蒋介石又一直采取妥协退让之策，因而日军年轻、年老的军官几乎都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因而“主战派”自始至终占据上风。

但石原凭自己的学识和经验，认定中国自身巨大的潜能，多次警告日军中的乐观派万万不可轻视中国。中国一旦实施抗日，则日军有可能陷入中国无法自拔。过去的几年间，他一直在努力劝说内阁和军部，尽可能以文化、政治方面的渗透取代经济、领土方面的侵略。但是此时如石原一般有着清醒认识的在军部的影响力却极为有限。

“那么，以石原部长看来，难道，我们就坐等着支那的蒋介石完成他的备战工作之后，进攻满洲吗？”

河边虎四郎大佐看着石原莞尔大声质问道，在今年元月之前，东京还视蒋介石的妥协是日本的胜利，在元月，当情报部门通过一些渠道获得了蒋介石日记的副本之后，他们才明白，蒋介石之所以妥协，不是为了“维持他的统治、避免战争损耗军队”，而是出于备战的需要。

“至少未来三年内，支那都不可能……”

“不可能？”

在石原莞尔试图解释他的看法时，参谋本部第二部代部长笠原幸雄大佐又急问道。

“那么，如何能够确保未来我们实施对苏作战计划时，支那不会从北支向满洲实施进攻？如何能够保证支那不与苏联合作？石原部长，请你回答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