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二中的文科不怎么的，但它却带有浓重的哲学味道。

矛盾无处不在，整个校园充满辩证色彩。老师说，教育不是为了高考，掌握知识是最重要的。说完之后拿出书，叫我们把高考不考的章节画掉，再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们，高考不考，我们就不学。我想如果老师们去古代卖矛和盾的话一定会生意红火。最难得的是他们可以对着讲台下百余只疑惑的眼睛而始终目光坚定。这种目光对峙的较量每每都是我们败下阵来，老师的坚定不移也最终让我们相信：是我们弄错了。

政治老师说：“这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张晓风说：“给我一个解释，我就可以再相信一次人世，我就可以接纳历史，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拥抱这荒凉的城市。”

同样，既然政治老师给了我们一个解释，那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相信、接纳、拥抱的呢？深吸一口气，前赴后继地一头扎进题海，为明日的象牙塔作困兽之斗。

在这所省重点里，我们所做的试卷不是用“张”来计算的，用“吨”有些夸张，但用“斤”应该没人反对。学校复印室如果对外开放的话其工作速度足以令外面的复印公司全部倒闭。尽管我们万分心疼那台老复印机，但它没有遇上我们这样的主人，所以它必须每天忙够八个小时。而我们的累与复印机的忙可以建立起一个以复印机的工作时间为自变量的直线上升函数，它忙我们也忙，正所谓“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我们虽不至于忙到普京似的“上班的时候女儿们还没起床，下班的时候女儿们已经睡着”的地步，但估计也差不远了。老师叫我们做题要快点快点，我们恨不得叫时间慢点慢点，但“事与愿违”这个词并不是祖宗随便造出来玩的，时间的飞速流逝常常让我们扼腕三叹。

二中的校训之二：高一已经到了，高三还会远吗？据说高二的版本是：高一已经过了，高三已经来了。

我们一直有个美丽而恶毒的愿望：高三毕业后把所有的试卷来一次烈火中的永不超生。但现在它们却是我们最珍爱的宝贝，别说全部烧掉，就是少个一张半页的都会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接着赶紧借朋友的去影印一份。因为老师长期而高频率地告诉我们：“你们做的题都是经典中的经典，高考很有可能遇上。”尽管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是万分之一或千万分之一或是更低，但只要有这种可能存在我们就义无反顾。我们相信这个肥皂泡般脆弱的可能，每天都期望老师能金口玉言。

二中的校训之三：做一百分的习题，长一分的高考成绩。

一到夏天学校的花就开了，开得灿烂开得夺目开得让我们想拍手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滨江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米粒大小的白花，微风一过就会有雪花似的花粒落下来，像六月的雪，我们称为“又一个夏天的冤案”。

滨江路是寝室到教室的唯一通道。有人说，如果要杀二中的学生，只要堵在滨江路，保你杀个一干二净，因为二中的逃学率为百分之零。当然，类似这样的统计还有很多，如百分之零的留级率，百分之百的毕业率，百分之百的及格率，等等。就是这些百分之零和百分之百让我在一年里丢掉了从小学到初中九年来积累的全部骄傲。

但毕竟满地的鲜花给了我们一个好心情。老师说：“你们的一天是从走上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开始的。”我听了很受用，但小Ａ说：“我们正踩着鲜花的尸体。”一句话把我恶心得不行，一脚踩下去都马上抬起来。

花落到地面上就变成了黄色，日复一日地提醒着敏感的我们：工业盐酸是黄色的，浓硝酸也是黄色的。小Ａ每天路过都会对我说：“盐酸带黄色是因为含有三价铁离子，而浓硝酸带黄色是分解产生的二氧化氮溶于硝酸的结果。”这不能怪小Ａ，他爱化学爱得要死。他曾经弯着眉毛脸上带着些许挑逗的表情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化学是我永远的爱人。”弄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但这样一个爱化学的人，在高一结束分科的时候，眼睛都不眨地就选择了文科。我五体投地。

由于学校的花儿们二中得了个“全省绿化先进单位”的称号。我并不认为这是学校的绿化工作做得好，就如我不认为二中的高升学率不是因为教学条件好而是因为身边有无数个强劲的对手一样。学校会繁花似锦完全是因为类似新加坡的高额罚款。“摘花者罚款一百元”的白色木牌随处可见，犹如万绿丛中的一堆白骨。“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古训在这里被驳得体无完肤。不仅不能作为摘花的理由，连平时说说也会被骂得狗血淋头。老师们对花儿近乎病态的关爱让我们一致认为他们上辈子一定是美丽的花仙子。

当我第二次看到花开的时候，我迎来了我高一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暑假。大把大把的时光从指缝中溜走，留下许多叫知识和情感的东西被紧紧地握在手里。

高一的最后一个月我过了十七岁的生日。朋友说：“你又长大了一岁。”小Ａ说：“你又老了一岁。”小Ａ总是这么悲观，他始终坚信“面包落地的一面一定涂着黄油”的理论。我不想那样。不管我是长大了还是老了，也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的高一毕竟过去了。我不想过于开心或是过于伤感，心如止水是种很好的状态，我一直在努力。

我的高一，再见啦。